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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中医经典《伤寒杂病论》是好的学习方法吗?
狗屁的经典,也就糊弄糊弄历史小白。
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,有《黄帝内经》《黄帝外经》之名,无《素问》《灵枢》的记载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首载《黄帝素问》九卷,《黄帝针经》九卷,亦无《灵枢》之名,故今本《素问》《灵枢》的成书年代甚为可疑。且《灵枢》不及《素问》之古,已为后世医家所公认。
史籍中有关张仲景、王叔和的记载,首见于晋代皇甫谧《甲乙经》序:“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撰论甚精”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云:“梁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,亡;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,亡。”又云:“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。”至《唐书 ·艺文志》始有王叔和所撰《张仲景药方》十五卷、《伤寒卒病论》十卷的记载。仲景著作,本无《金匮要略》之名,唐代孙思邈《千金翼方》、王焘《外台秘要》引仲景方,皆作《伤寒论》。宋代林亿等编辑校正的《伤寒论》《金匮玉函经》,已失王叔和之真,更不必言复张仲景原书之真貌。后世伤寒论版本流传甚多,如淳化本伤寒论、桂林本伤寒杂病论、康治本伤寒论、康平本伤寒论等,皆成书年代较晚,多有脱夺讹误之处,若视其中某一本为不可更改的真经,皆为无知无识之见,徒增笑柄。王安石曰:世之不见全经久矣,读一残卷即谓我之知以尽圣,然后于经籍有所去取,读经而已,则不足以知经。
由此可知,今日所见的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,均为魏晋、隋唐、宋、明清人所撰次、汇集、编辑或校订的,离开了对魏晋隋唐、宋元明清中医学的研究和梳理,就无法理解更古的汉代医学之传承流变。
如果是自学中医建议从名老中医案例入手,结合《伤寒杂病论》,从理论到实践之间有一桥梁沟通,避免了学经典的枯燥,同时从相应的病案例中增加趣味和信心,感觉到脚踏实地,而不是泛泛而谈如纸上谈兵。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大学生经典读了很多,却不会摸脉看舌开方的大有人在,这是什么原因?就是因为脱离实际!经典背了很多却无法和现实中的病症对应,犹如学了多年英语却无法和老外开***流一样(虽然这个比喻不是很贴切)。当然能背下来以后再去剖析名老中医病案也未尝不可,再与临床结合也是异曲同工。只是这样好象事倍功半一样,费力而效微。前车之鉴,自当斟酌。个人浅见,仅供参考。
唐太宗为什么如此偏爱王羲之的书法?
王羲之,东晋书法家,后人称其为“书圣”。
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,王羲之所处的东晋是中国书法成熟期。王羲之对隶书、楷书、行书、草书都很擅长,他潜心钻研,摆脱了汉魏笔风,在书法艺术表现形式上自成一家。
王羲之书写的《乐毅论》,小楷字体,笔势流丽,肥瘦相称,被誉为“正书第一”。
王羲之书写的《兰亭序》,是他三十三岁时的得意之作,后人评价:“右军字体,古法一变,其雄秀之气,出于天然,故古今以为师法”,被誉为“行书第一”。
王羲之书写的《十七帖》,草书体,后人评价:“笔法古质浑然,有篆籀遗意。”帖中字带有波挑的笔势,字字独立不相连,独具风范,人称“草书第一”。
由此可见王羲之在书法造诣上确实达到了一个前人所未有的高度,后人想赶超他存在非常大的难度。“书圣”美誉实至名归。
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诗人,而且在书法上也有很高的造诣。他师承隋朝书法家史陵,他还时常和褚遂良等书法大家切磋,可想而知,唐太宗的书法一点都不会差。事实上,唐太宗确实是位行书大家,给后世留有《温泉铭》、《晋祠铭》书法大作。他看到王羲之《兰亭序》后爱不释手,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。
唐太宗在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中为王羲之写了一段传论,他写道:“……所以察详古今,研精篆素,尽善尽美,其惟王逸少乎!观其点曳之功,裁成之妙,烟霏露结,状若断而还连,凤翥龙蟠,势如斜而反正,玩之不觉为倦,览之莫识其端,心慕手追,此人而已,其馀区区之类,何足论哉!”可见唐太宗对王羲之在书法艺术上有种“英雄相惜”的感觉,以致于唐太宗去世后陪葬品里也有王羲之的书法作品。在唐太宗的大力推动下,行书盛极一时,奠定了行书在书法上的地位。
唐太宗李世民一生有两大嗜好,文则书法,武则骑射。作为政治家,太宗不仅酷爱书法,而且还对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有着较高的造诣,同时,他对整理书法遗产和提高书法艺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唐太宗对书法艺术的喜爱程度超乎想象,相传唐初有一位名叫辫师的和尚,收藏有王羲之的《兰亭序帖》真迹,但他从不示人,更不愿出让。于是秦王李世民指示部下肖翊用***《兰亭序》设计骗取了辫师和尚的《兰亭序帖》真迹。在李世民即位后,既令群臣,不惜人力、物力四处搜集求购历代书家墨迹以及天下名书,尤其是对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的墨迹,更加注意搜求。
对于搜集到的书法墨迹,唐太宗还令魏征、虞世南、褚遂良等人进行墨迹真伪的鉴定,并分门别类进行装订。据唐代张彦远编撰的《书法要录》记载,在唐太宗宫中所收藏的书法作品中,仅王羲之的真迹就有2600余纸。另据《太平广记》记载,太宗还搜集到张芝、张旭等名家墨迹进行整理装订后总计有一百六十卷,将 “二王” 墨迹真书装订为七十卷,草书装订为八十卷,都以 “贞观” 二字为印加以记之。可见,唐太宗在搜集、整理书法遗产时,无论是对书法作品真伪的鉴定,还是编排、装帧,都是非常认真细致的。太宗的这一做法,使得唐以前的名家墨迹得以保存与流传,对此,唐太宗功不可没。
书圣王羲之,是唐太宗在书坛树立起的一面大旗。在唐以前,中国的书法艺术有过很***展,篆、隶、真、草、行各体都有较高的成就,涌现出了李斯、蔡邕、钟繇、张芝、王羲之、王献之等许多著名的书法家。但是,从晋末到唐初的二百多年时间里,由于国家长期分裂割据、社会动荡、经济衰败,书法艺术没有太大的发展。正因如此,唐太宗为了开创书法艺术新局面,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,并且有过很高的评价,他说:“祥察古今,研精篆素,尽善尽美,其惟王逸少乎!观其点曳之工,裁成之妙,烟霏露结,状若断而还连;凤翥龙蟠,势如斜而反直。玩之不觉为倦,揽之莫识其端,心慕乎追,此人而已。其余区区之类,何足论哉!”。
在唐太宗 “崇王之风” 的影响下,唐代的学校专门开设书法课,甚至连科举也将书法列为取士内容。这就在政治上确定了书法的重要地位,从而吸引了大批文人从事书法学习,促进了书法的繁荣与发展。当时,有许多官吏就是通过研习书法而被选***的,其中的代表人物褚遂良,就是因为 “博涉文史,尤工隶书” 而被魏征所赏识,并向太宗推荐,最终一步一步从司书做到中书令,直到成为顾命大臣。可以说,太宗对于书法的爱好,极大地影响并开创了唐代书法艺术的新风。
唐太宗在习书过程中,触类旁通,他从用兵之道中体悟书法。太宗曾对大臣们说:“朕少时为公子,频遭敌阵,义旗之始,乃平寇乱。执金鼓必自指挥,观其阵既知强弱。每取我强对其强,以我弱对其弱,追奔不踰百十步;我击其弱,必突过其阵,自背而反击之,无不大溃。多用此制胜,思得其理深也。我今临古人之书,殊不学其形势,惟在求其骨力,而形势自生耳。然我知所为,皆先作意,是以果能成也。”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,太宗学书,从大处着眼,求其骨气,得其精神,所以能有所成就。太宗的书法,可谓自成一家,他所写的《晋祠铭》碑书算其代表作,笔法含有隶意,秀媚温雅,古朴雄健,饱藏骨力,具有内柔外刚的独特风格。
唐太宗对于自己的书法实践还做过认真的总结,写过《笔***》、《指***》和《笔意论》。对书法技巧进行了剖析,他说:“初书之时,收视反听,绝虑恬神,心正气和,则契于玄妙。心神不正,字则欹斜;志气不和,字则颠仆。”
对于学习王羲之的书法,太宗认为,要先领会其书法绝妙得意之处,无论学习王羲之的真书《乐毅论》、行书《兰亭序》还是草书《十七帖》,都要先学其神***,形质为次。如果做到了形神兼备,那么王羲之的功夫也就学到手了。
除了酷爱书法、骑射之外,太宗也很喜欢诗歌的创作。在诗歌的创作方面,他勤于实践,提倡和鼓吹风雅。太宗诗歌的题材广泛,有描写山川胜景、畋猎巡幸、怀古抒情的诗歌百余首,其中《帝京篇十首》是太宗诗歌的代表作,以下选取两首:
其一:
秦川雄帝宅,函谷壮皇居。
绮殿千寻起,离宫百雉馀。
连薨遥接汉,飞观迥凌虚。
云日隐层阙,风烟出绮疏。
其二:
落日双阙昏,回舆九重暮。
长烟散初碧,皎月澄轻素。
搴幌玩琴书,开轩引云雾。
斜汉耿层阁,清风摇玉树。
作为一代英主、明君,唐太宗励精图治,兢兢业业,在他的治理下,***帝国出现了 “贞观之治” 的繁荣景象,这与他的身世、经历和学识是分不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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